虎年春节前夕，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的成员要按老例走访一批老作家。走访的名单，是由创联部定的，每个人走访的对象，年年都会有不小的变化，目的是增加我们和更多老同志接触的机会。走访名单下来，我就留意自己那一组里有没有李清泉。遗憾的是，今年安排去看望清泉的，是别人。
心想这也没啥，过节时我私下去看望他就是。
清泉是我的恩师，2009年春节走访，到协和医院看望他的，是我。临别时曾相约，虎年再见。
岂料节前接到了一纸噩耗。清泉已于虎年将至时撒手西去。清泉享年92岁，应算是高寿了。然清泉思路敏捷、心胸豁达，一年前在协和的病房里，看他虽然鼻孔里插着输氧管，手腕上扎着吊针，谈起话来却头头是道，一问，始知他已年逾九十。记得报出年龄后他还“幽”了一“默”，说“够本儿啦”。我说，哪里！您还要整理您的评论集，我们在等着出呢！清泉的女儿丹妮在一旁说，其实已经整理出来啦。没想到清泉脸一沉，说：“那是你整理出来啦，出不出还得听我的呢！”看得出，清泉这一沉脸，让丹妮有几分难堪。我忙说：“这还用听您的么？早说好的！您在《北京文学》当主编时大家就不止一次说过，盼着把您批阅的稿签汇集一本，都说足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史料呢！”清泉不以为然地摇头，一笑。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我总觉得我那不算个东西，怕出版了，贻误青年，为后人笑……”清泉说得认真，坦诚，我无言以对。我到中国作协14年，接到许多老作家要求资助出书的申请，却从来没有见过像清泉这样，当党组和书记处已然决定把他精彩的评论文字结集出版时，竟坚辞不允。而他的那些评论，包括他批示的稿签，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，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啊。
大凡经历过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的人都知道，新时期文学的发轫，遭遇过何等的艰辛。清泉就是在那个时代以“右派”之身重新回到文学界的。他初到《北京文学》担任“负责人”时我就耳闻，清泉之遭遇坎坷，与当年《人民文学》发表李国文《改选》有关，与他向当时文艺界领导周扬同志提意见有关，与为“丁陈集团”辩白有关，因为不愿触痛历史的伤疤，我倒没有向他求证过。但他出任《北京文学》“负责人”时，未能彻底摆脱“右派”的“尾巴”，这是肯定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国的上空依然飘荡着“左”的阴影，每有“争鸣”作品发表，都时闻“干涉”之声，这也是每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的。而李清泉，经他之手签发的作品几乎篇篇引起文场震撼。方之的《内奸》、张洁的《爱是不能忘记的》、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、李国文的《空谷幽兰》、王蒙的《风筝飘带》等等，今天看来是名篇佳作，当年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。比如据我所知，《受戒》的“出笼”，其实就来自一次“文艺动向”的“汇报”。是某公向北京文艺界的领导汇报汪曾祺的“动向”，被清泉听了去。清泉找来《受戒》要“领教领教”，岂料拍案叫绝，当即决定发表。即使发表以后，我也还听到不少异议。当时真为尚未走出“右派”阴影的清泉老师捏了一把汗呢。清泉视力衰微，我认识他时大概几近失明。瘦骨嶙峋的他总是戴着一副茶镜，在稿件如山的办公室里摸索。他言语不多，但在我的眼里，他就是眼明心亮且铁骨铮铮的化身。渐渐的，《北京文学》的编辑们开始传诵清泉批的稿签儿，陈世崇、傅用霖、章德宁，几乎无不津津有味地向我“传达”过，寥寥数语，精到剀切，时时令我们一道抚掌称快。那时我就忍不住说：“啥时得动员清泉编一本《稿签大全》，留给文学界啊！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0年小作《丹凤眼》送到编辑部后不久，编辑傅用霖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，清泉稿签上写的是：“发头条，向作者陈建功表示祝贺！”我当即愣在那里，随即感到了清泉和我心灵的相通。自1973年开始从事写作以来，我一直徘徊于陈旧的创作理念与模式间难以自拔，多年来苦于创作上没有突破。《丹凤眼》尽管谫陋，却是自我风格的一次寻找。由此我当即便明白了清泉“祝贺”的含义。他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，成了我开始新的创作里程的动力。
清泉为人是宽厚的，言谈却直率得很。对他喜欢的作品就不必说了，比如喜欢《受戒》，才不管你来头有多大，发表就是。对不喜欢的，也坦率且执拗，到了不顾后果的地步。记得当时北京市文联有一位老同志，自认为是当作家的料，坚持要把自己安排在作家支部。听说领导拗不过他，只好伪称他就是作家支部的作家，月月把他的工资由“老干部支部”拨到作家支部来发。此事是否属实，不得而知。但另外一件事是肯定的：就是这同志写了一篇“小说”，送到了清泉手上，要求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，清泉在稿签上批曰：“某某同志，写小说不同于写报告，何况您这篇也不是写得很好的报告。李清泉。”初听该稿责任编辑告诉我此事，我几乎不信。大约20年后，有机会和清泉一道喝酒，我忍不住问他，他笑道：“这是真的！隔行如隔山，不是说写小说就比写文件的高明，可我办的是《北京文学》，我只要好小说，可不要文件，就算是好文件也不能要啊！”最后清泉“嗨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其实办好一个刊物没有那么复杂，见到好作品敢说好，见到次的，敢说不，就成！”
据我所知，许多成就卓著的作家，对清泉都是由衷钦佩的。萧军、秦兆阳就不必说了，汪曾祺、林斤澜更与之成为知交。曾祺、斤澜、清泉皆嗜酒，记得三位老人时不时是要小酌一下的。斤澜去世前，还写过文章，一是感慨清泉稿签之精彩，呼吁编选出版以教诲青年编辑，一是回忆和清泉共饮的日子，记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是说清泉一次喝醉，假牙都不知去向，劳烦编辑部的年轻人从垃圾堆里扒出来。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要笑，仿佛活生生的清泉还在我们中间。想当年，《北京文学》的继任者陈世崇、章德宁以及我们这样的文场晚辈，时不时会找个理由邀他们三人共饮。最后一次是我听闻汪老因身体原因被家人“禁酒”，经斤澜提议，邀他们三人到白塔寺的南来顺喝酒，为汪老“解馋”。此后不久，汪老便撒手西去。现在，斤澜、清泉也相继离去。
三位我敬重的师长，九泉之下好好喝吧。
原刊于《北京文学》2010年第4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