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怀念李清泉老师
2010年2月9日，北京，天阴沉沉的，很冷。我搭北京文学月刊社的车去八宝山参加李清泉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。仪式10点钟开始，我们9点多钟到，领了一份老师的生平介绍坐在休息室里捧读：“……著名文学评论家、编辑家、作家李清泉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10年2月3日17时14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”
“编辑家”三字，撞开了我记忆的一扇窗，使我想起了30年前的一件事。
记得，那是1980年岁末，北京也是这样冷。厦门鼓浪屿却是另一番风景，树绿花红，气候宜人，有全国17家主要文学月刊负责人参加的一个会议在此召开。会议期间，与会者议定一件事：成立编辑家协会，创办《编辑家》刊物，推出编辑名家，大家一致公认首推《北京文学》的李清泉。
可李清泉并没与会。
李清泉是1978年下半年被临时任命主持《北京文学》（1980年10月前名为《北京文艺》，为叙述方便，后文皆称《北京文学》）工作的，1981年初调离，满打满算也就两年多一点的时间。可就是这两年多，刊物万象更新，佳作迭出，新人频现，众人关注，被誉为全国文坛的“甲级队”。《北京文学》上所发表的佳作，至今仍为文坛津津乐道：方之的《内奸》、锦云的《笨人王老大》、邓友梅的《话说陶然亭》《那五》、王蒙的《风筝飘带》、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、张洁的《森林里来的孩子》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、陈建功的《飘逝的花头巾》《辘轳把胡同九号》……这些作品多获全国优秀作品奖；有的虽没获奖，却誉满文坛。像《受戒》，就是在那次鼓浪屿的会上，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1980年度全国最优秀的一个短篇小说。正是这篇小说确立了汪曾祺在中国文坛的地位。这篇小说，是李清泉从一次“思想动向汇报会”上“淘来的”。上级主管领导召集会，要听文艺界的“思想动向”。有人汇报说，编剧汪曾祺不写剧本写小说，而且写的是小和尚谈恋爱，也不发表，在同事之间传着看。李清泉在上世纪40年代看过汪曾祺的作品，对他有印象，就托人把这篇小说稿要了来。看后，认为作品写得好，纯情至美，决定在10月号上发表。那个时候，刚刚改革开放，文坛是乍暖还寒。连作者汪曾祺本人都觉得发表会有一定风险。果然，这“全国最优秀的一个短篇小说”在随后的评奖中名落孙山，这并不是说评委们不识货，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。据说，1981年初评奖时，终评委们在会前议论时，交口称赞《受戒》写得好、称赞李清泉有胆识，但《受戒》却未能进入获奖名单。这是时代留给中国文坛的一个黑色幽默故事。
《北京文学》那时发表的许多佳作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而且不少与李清泉有关。被称为“一篇真正的‘人学’杰作”的《内奸》也是李清泉“捡来的”。那是李清泉来《北京文学》不久，有一天他听编辑说，有个作家写了一篇小说，给了几家刊物都被退回，原因一是作品的主人公不是工农兵是个商人，而且是“一个正面人物，一个比某些共产党员还要正派，还要有血性，还要有良心的爱国商人”；二是作者方之1957年有“反党小集团”问题，至今没解决。编辑问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不要，李清泉说要。《内奸》通过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，沉痛地记述了一个进步商人的遭遇。李清泉看后，认为这篇作品除了新鲜的题材、深刻的主题和鲜明的艺术形象外，还有一种多年来别的短篇小说所缺乏的东西———民族化的艺术风格，于是决定发，而且是发在1979年3月号的小说头条。《内奸》后来获得了当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。顺便说一句，李清泉的“右派”问题是1979年3月份平反的，在他决定刊发《内奸》的时候，头上还戴着那顶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。曾经做过编辑的著名评论家、作家蓝翎有感而发：“文艺的生命是真实，作者必须说真话，不能用假话骗读者，骗人民，骗历史。文艺刊物也应说真话，可是要说真话并不容易，至少比作家要难。”
有人称赞李清泉的胆量，他却并不引以为豪，认为这是我们文学的悲哀。就在发表《受戒》那期他写的《编余漫话》中有这么一段：“1978年末，我们着手改进刊物的时候，曾有人向我们提出创作上的各种主义，更咄咄逼人的是批评我们胆小，要求我们胆大……卑之无甚高论，刊物在当时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上，只提出了极其通常的真实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三项要求。将近两年，刊物若说有些长进，也无非在这三性上互见高低而已。我们感到创作如此下去，大有希望……我们争取尽可能高的思想性，当然我们也积极主张文学的教育作用。这一点我们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。但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还赞同文学的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。缘于此，我们在较宽的范围内选发了某些作品。很可能会受到指斥，有的作者也说，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。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文学和胆量问题结合得这样紧，常常用胆大胆小来进行评价，这是不利于正确阐明问题的。”可见，李清泉决定发表诸如此类的作品，首先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真知灼见，能够慧眼识珠；当然，有识还得有胆，在有风险存在的时候，敢于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。这就是李清泉特别受人尊重的地方。
李清泉提出的“三性”成了《北京文学》的编辑方针，所刊登的一篇篇精品佳作为《北京文学》树起了一面旗。望旗主动赐稿者愈来愈多，一时间，《北京文学》这块并不算广阔肥沃的园地上，竟也名家云集。但李清泉并不满足，还要“主动寻找”。他派编辑到刘绍棠的农村老家，去找这个昔日的“文坛神童”。那时绍棠还戴着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他极其感动，说：“你们是我被打成右派22年来第一个找我约稿的！”他很快把一篇精心之作给了《北京文学》，从此绍棠便对《北京文学》有了特殊感情。记得还有一次，李清泉到小说组来，说他在别的报刊上看到李国文写的一篇文章，让编辑去找找这个人，向他约稿，“不知他还记得不记得我，而我记得他，我档案里还有他的名字”（1957年，一些作家因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作品而获罪，成了被打成“右派”的重要罪证，李国文便是其一。李清泉时任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主任，他也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编发这些人的作品也成了他的罪证）。编辑想方设法找到了李国文，把情况说了。22年风风雨雨生死两茫茫，如今有了音讯，岂有不高兴不激动之理？当然乐于从命，一篇小说力作很快送到李清泉的手里，这就是发在《北京文学》1980年10月号头条的《空谷幽兰》。
还有……
还有很多。但李清泉认为这还不够。他认为一个刊物只依靠名家是不会有长久活力的，还要从业余作者中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。为此，他为刊物想了许多办法：办笔会请业余作者参加、设“新人新作”专栏、发新人新作专号（为鼓励编辑多组发新人新作，考核编辑时组发的新人新作多加分），对那些文字功力好，有一定生活底蕴的新作者，采取“集束手榴弹”的办法推出（就是连续集中编发同一作者的作品，以期在文坛造成影响）。比如张洁，自从发了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之后，1978年11月～1979年11月一年的时间里，《北京文学》发表张洁4篇小说、1篇散文。李清泉认为这还不够，还要加大力度，还要为推出新人大力鼓与呼：“北京文坛的新人已不是寥若晨星了，时间不长，名单不短……新人有的已是挺立的乔木，有的是繁盛的灌木，有的是初绽的花草。他们需要日照和雨露，比如扶持、关心、评论等等。”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发表不久，即组发了北大教授谢冕的评论，评论文字之长几近小说本身。1980年初，《北京文学》又组发了谢冕、陈素琰合写的一篇更长的文章综评张洁的创作。李清泉在当期写的《编后记》里透出了他的欣喜与迫切：“一年多来在我们这里很出现过几位新人……有的创作经历虽很短，然而由于勤奋劳作，却果实累累誉满文坛了！这样一来反令我们慌了手脚，应该赶紧评论呀！这事至少有五个月了，这期才以谢冕、陈素琰同志的《在生活中思考———评张洁的创作》的论题实现。”那个时期，用同样方法推出的作者还有陈建功、陈祖芬……这些作者早已是享誉中外的作家了。也许，当初《北京文学》所做的工作为他们步入文坛曾有些许助益？
不薄名人厚新人。那两年《北京文学》组织起了一支令人艳羡的作者队伍，被戏称为“中央军”，这里面渗透着李清泉的心血。但我认为还有一项渗透李清泉心血的工作，却极少被人提及，那就是重视对编辑的培养和提高。他提倡、鼓励、督促编辑们平时多读书、多看报刊，以提高文学素养、熟悉文坛情况、开拓视野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稿签。李清泉到《北京文学》不久，重新设计、印制了稿签。新稿签中除了常规项目，需要编辑填写的还有：“作品内容”（写出内容梗概，以检验、锻炼编辑对作品内容的综合、提炼能力）、“作品分析”（写出作品优缺点，以提高编辑的分析能力）、“修改意见”（如需修改，要求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，以检验编辑的动笔能力）、“审读意见”（用还是不用、还是改后用，要明确，不准写“请领导定”之类模棱两可的意见，以检验和提高编辑的判断力与责任心）。李清泉对稿签是很认真的。我至今记得这么一件事：我联系的一位作者创作条件极其艰苦，但痴迷文学创作，据老编辑说，她坚持给《北京文学》投稿多年了，也说不清多少篇了，一篇也没用过。我发了恻隐之心，二审赵金九也发了恻隐之心，于是我俩从她众多的来稿中挑了一篇基础稍好的，帮着修改了一下，又在稿签各自填写的意见里多多美言。没想到送李清泉那儿还是没能蒙混过关，我们俩受到了严厉批评。我记得批语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欣赏这样的作品比写出这样的作品更值得深思！”挨了批评我心悦诚服。但也有不服的时候，有一次我提了一篇题为《女儿未婚》的小说稿，二审通过了，送到李清泉那里被退了回来。我不同意否定这篇稿子的意见，于是填写了新的意见后第二次提了上去。李清泉把稿子交给编辑部另一位领导看，这位领导审看后写了意见也退回来。我第三次又提了上去，李清泉再请编辑部别一位领导看，这位领导也把稿子退回来。但我觉得三位领导的意见仍没能说服我，于是又第四次把这篇稿子提了上去。李清泉对我的如此顶撞并没认为是无礼冒犯，而是出人意料地在稿签上批示：此稿请小说组的每位编辑看看，每人都填写意见明确表态，领导也是一人一票，最后以票数多少决定这篇稿子留用与否。稿签林林总总写了24页，最后以一票之差我的意见被否决。就是这样，李清泉把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巧妙地运用到编辑业务中了，我感到受益匪浅。我想那时《北京文学》的编辑们都会有同感的。《北京文学》的稿签在文坛一时传为佳话，有一次北京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吴光华找到我，说要把李清泉填写过的稿签收集起来出本书。可是编辑部数次搬家，稿签连同其他一时用不着的东西都被清理掉了，未能如愿，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！
1985年我主持《北京文学》工作之初，曾向汪曾祺讨教如何办好刊物。汪说“魂兮归来！”问魂指为何，答说“就是李清泉办刊的那个路数”。
30年前的那次鼓浪屿会上，当我介绍了李清泉在《北京文学》的点点滴滴以后（我是随《北京文学》负责人之一谭谊老师参加这个会的），引发了关于李清泉的方方面面的述说，于是便有了“编辑家”要首推李清泉的公议。但那次会因是民间性质，被定成“非组织活动”遭封杀，公议之事便不了了之。
30年后又见“编辑家”，感慨系之，于是写了以上文字，以寄哀思。
李清泉老师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原刊于《北京文学》2010年第4期